中国“核潜艇之父”

   彭士禄出生于1925年的广东，童年多灾多难。他的父亲彭湃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农民运动领导人，曾创建了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和东江革命根据地。彭士禄三岁时，母亲英勇就义，四岁时，父亲壮烈牺牲，从此过着颠沛流离、东躲西藏的生活。

   彭士禄14岁时，香港地下党负责人找到他，辗转将他送到重庆，与周恩来、邓颖超一起住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，随后前往延安。1951年，彭士禄被国家派往苏联，先后学习化工机械和核动力专业，1958年他学成归国，自此与“核”终生结缘。

   1971年，彭士禄作为国防科工委核潜艇总设计师，带领着团队日夜奋战，自力更生，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代核潜艇，被称为中国“核潜艇之父”。

   核潜艇研制成功后，彭士禄投入到核电站的研究工作中。在后来上海民用核电站选型之争中，彭士禄力排众议，列举熔盐堆种种难点，陈述压水堆的种种可行之处。彭士禄的主张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。1974年3月，周总理拍板，决定采用30万千瓦压水堆方案。虽然由于种种原因，上海核电站最终并没有建设，但彭士禄对我国核电走压水堆技术路线起到了关键的“推手”作用。

   南下广东拓荒大亚湾

   1979年，广东省决定建设核电站。“当时叶选平是广东省科委主任，他跟赵紫阳总理商量说咱们都不懂核，怎么办呢？需要找个懂核的人。叶选平建议把我找来，因为他知道我是搞核潜艇出身的”，彭士禄回忆说，1983年，年近花甲的他被调到了广东，专职搞核电。

   “当时我任水电部副部长，是大亚湾核电站建设总指挥，因为大亚湾在广东省，我又兼任广东省委常委。我来的时候不能空手来啊，就点名要了10个人，有沈俊雄、王有信、郭天觉、昝云龙、沈抗、赵嘉瑞、魏书斌、刘国健、黄济流、顾德明等，运行、物理计算、工程安装各专业都配套好。”

   当时的深圳经济特区刚刚起步，条件很艰苦。刚到深圳时，彭士禄住在广州空军招待所，房间很小，看图纸都是跪在地上趴着看。后来搬到蛇口，与袁庚住在一栋楼，在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办公室里，彭士禄埋头在写字台前，把外商提供的核电站100多个主要参数亲自核算了一遍，并自学经济学课程，对核电站进行了经济学分析，得出“推迟一天将损失100万美元”的结论。

   到了大亚湾后，彭士禄便安排起了初步的规划。当时深圳有四个厂址待选，经过种种协调、论证，最终选定了大坑村厂址。随后的核电站总体设计可难住了创业者们，“咱们从没搞过核电厂，见都没见过，总体设计怎么办呢？当时就从EDF请人来设计，历时三个月”，彭士禄回忆道。

   马不停蹄，随后的征地与修路两项工作齐头并进。总面积197公顷的土地，征地工作量极大，一棵树苗、一个坟头，都要计算清楚赔偿。对几十户村民的搬迁更是累人的活儿，协调搬迁地点、房屋的设计样式等等，一切都要做到使搬迁户满意。同时，通往工地的28公里三级沿海公路开始修筑。在现场附近，破土建设了库容为120万立方米的大坑水库，并以招投标形式选定施工单位，热火朝天地开山填海，平整土地。最终仅用一年多的时间，“拓荒者”们便高效率、超常规地完成了核电站建设前期繁重的“四通一平”（道路、水、电、通讯“四通”，场地平整）工作。

   当时，合营合同还未签订，大亚湾核电站的这种高效率也招来了非议。“那时有个争论，说大亚湾建得太快，走得太远，不讲究质量，不讲究安全，批判我‘以快为纲’。可是‘快’有什么不好？没有‘快’，做事情就没有效率。核电站筹建阶段不能等、不能靠、不能慢，要快马加鞭，雷厉风行。我的决策不是盲干，不要听别人怎么说，在别人的议论中也要走自己认为正确的路。”

   这就是彭士禄，以“彭大胆”自称的倔强老人。在改革开放初期打破思维桎梏的年代里，他的思路与深圳蛇口喊出的那句响彻全国的口号“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”形成了共鸣。

   组建“核电起步”国家队

   彭士禄凭其行业翘楚、领域扛鼎的威望以及本人的人格魅力，相继从核能研究院、“两弹”试验场、核潜艇基地以及大型发电厂感召了一百多名工程师（其中包括27名专家），组成承担“核电起步”重任的“国家队”。

   这些人放弃大都市大单位舒适的生活环境和优裕的工作条件，满怀豪情地奋战在大亚湾的荒山野滩上。他们不带家属，工资仍回原单位领取，几个人合住一套房，生活异常辛苦。也就是这一百多名工程师，在大亚湾核电站这个平台上大展拳脚，锻炼成长，他们中的大部分后来都成为了我国核电事业发展史中的“风云人物”。

   大亚湾核电站建设初期，受“切尔诺贝利”事件影响，香港百万人签名并游行表示反对建核电站。在风口浪尖上，彭士禄因公赴港时，也曾被大批记者包围提问：“核电站会不会爆炸？”面对质疑，彭士禄不假思索地说：“原子弹像白酒，点着会燃；核电站像啤酒，怎么点都点不着。即使核电站控制失灵，也不会爆炸。”

   1986年，彭士禄调任核工业部副部长，负责秦山核电二期筹建工作。他将半生精力投入到国家的核电事业中，始终心系我国核电的自主创新。作为我国核电起步的先行者，他说，最大的愿望，就是“在中国土地上建造的核电站，要充分显示中国发明的核电核心技术的巨大威力，实现我国核电的自主化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