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俞冬

我没有宗教信仰，但我愿意相信有天堂。

2008年8月16日 ，即将28岁的我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在170 多位亲朋好友的祝福中，我和他共同走向人生下一段里程。记得两年前的同一天，我们在9位至亲的注目中定下誓约。但是，原本心目中的证婚人，在婚礼的这天，却失约了。

我们从来没有丝毫怀疑过他是不是能来，93岁高龄却拥有30岁脑力的外公，是大家一致公认的证婚人。哪怕两个月前外公住进了医院，我一直都相信他能来，我还从巴黎给外公买了婚礼穿的衣服。但是，那天走进病房那一刹那，我看到，他已虚弱得不再健谈，不再对生活充满热情，吃不下从前最爱吃的东西。除了握着他的手，我几乎没有办法说出些什么，强忍着眼泪，告诉自己不能哭。从巴黎回到上海是为了给他带去欣慰，带去鼓励，幸好他没有看出我的悲伤，没有人注意到我的眼泪。

婚礼的前一天，我们去看他。为了买花跑遍了医院周边的大小马路。欣喜地买下了一大束百合，却忘了他的病房不能放鲜花，气味会引起不适。于是，只好留下了那个红色的小牌子“祝你早日康复”夹在了病床边。我知道，参加我的婚礼是他最大的愿望，为此，我们还为他准备了轮椅。但是外公终究没能来，婚礼的圆满不能掩饰我心中深深的遗憾。我知道，他也一样。

婚礼在高邮路的薇婷举行，这里离外公住的医院只有一步之遥。当我穿着漂亮的婚纱在仪式上迈出第一步的那刻起，我知道外公一定像往常一样在笑眯眯地注视着我，他为了这一天已经等待了28年。爸爸、妈妈的婚礼祝词已经与往常不同。他们讲，“外公在我刚出生的时候，风雨无阻，每天给我送去三瓶牛奶；”“外公在我大学的四年中，每天晚上8点，准时给我打电话，告诉我明天的天气，叮嘱我注意安全，以至于同宿舍的同学都叫他‘外公’”……在喜庆的婚宴大堂,在170多位亲友的面前,作为新娘的我潸然泪下。

2008年8月19日 ，新婚的我们踏上了奥运旅途，心里盘算着回去还能给外公看看百年奥运梦圆的照片。刚到北京，一个短信打碎了一切。“外公已于今晚8点去世”，突然的打击，脑子一片空白。只是不停地怀疑那短信的真实性，拿起电话只会问“为什么会这样？”总觉得这一切只是一场梦，却真实地、始终无法醒来。

人们常说“睹物思人”，在我看来思人并不需要睹物。回到 一万公里 外的巴黎，这里不曾有过外公的身影。可是从小到大的点点滴滴，那些一幕幕从未想起的场景，在脑海的深处慢慢地浮现。总是那张慈祥的面孔，那双温暖的手，那外人听来极其不标准的上海话，如今都只剩下回忆。没有人像他一样对我从无指责，对我充满希望，肯定我做的一切，只看到我的优点，觉得我所面对的困难都能解决，我的人生是最完美的。甚至他离去的日子，他居然也“选择”在我婚礼之后，回法国之前。这样，既能让我顺利地完成婚礼，又能让我最后为他送行。

外公是一位医生，毕生以救死扶伤为天职，七十多年来救人助人无数。特别是在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，他在时为金陵大学附属医院的南京鼓楼医院，与美国友人威尔逊医生等一起，奋不顾身，在血雨腥风的144天中，救治中国士兵和难民五千余人。这段历史，使他成为生活在上海的最后一位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，也使他成为在那部震撼人心的记录片《南京》中叙述悲惨往事的历史目击者。今天，他悄然离去了。但是，那段无法抹杀的历史已经定格。

我遗憾，还有许多许多“本应该”做的事情；我欣慰，拥有这么多美好的回忆；我相信，安静地离去对他是一种解脱；我希望，在天堂的他一定会很快乐。

俞冬于巴黎， 2008年9月19日凌晨5时22分 ，外公去世周月之日。